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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都陽城”只是傳說嗎?

發布時間:2022-03-25 11:13:28
核心提示:  按傳統古史觀,夏為三代之首,是開啟華夏世襲王朝歷史的第一個朝代,然而,古書中關于夏史的記述卻極為零落,且多為渺茫難稽
   按傳統古史觀,夏為三代之首,是開啟華夏世襲王朝歷史的第一個朝代,然而,古書中關于夏史的記述卻極為零落,且多為渺茫難稽的傳說,根據這些零落散亂、虛實參半的記述很難了解夏代歷史的真相。古人惟有抱殘守缺,穿鑿故紙堆,至現代考古學興起,學者轉而求助于考古學,希望憑借田野考古發現夏文化遺跡,重建夏代的歷史圖景。然而,要借助考古發現夏文化遺跡,首先要知道古書中記述的夏在哪里,因此,準確理解傳世文獻中關于夏墟地理的記述,就是夏史考古的基本前提。
  
  歷來考夏墟者,最關注兩個地區,一為晉南,一為豫西。晉南為“夏墟”所在,出自《左傳》!蹲髠鳌氛压辏ㄇ541)載子產之言,謂唐國居于大夏,西周初期周成王滅唐,以其地封叔虞,是為晉祖;《左傳》定公四年(前506)載衛國大夫祝佗之言,謂周成王封叔虞“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可見叔虞所封即為夏墟所在。叔虞為晉國的祖先,而晉國居河東,由晉在河東,知叔虞所封的大夏、夏墟必在河東,故晉人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受禪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平陽,在今山西臨汾市西南;安邑,今山西夏縣;晉陽,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其說或異,要皆在不出河東。正是有鑒于此,1926年,中國考古學的開創者李濟先生主持的中國第一次現代田野考古活動,就是選址在山西夏縣西陰村,著名的陶寺龍山文化遺址就是在后續的山西夏墟考古活動中發現的。然而,據《左傳》叔虞封唐之說而斷定夏墟在河東,實屬誤解。對此,劉宗迪《三星在天:夏墟地理與傳說考辨》一文已有詳論,下文論述還將涉及,此不贅述。
  
  豫西“夏墟”之說,最重要依據有二。其一,《逸周書·度邑》記載周人在牧野之戰一舉克商之后,周武王為營建都城,相度地形,謂“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是以伊、洛之間為“有夏之居”,即夏人故地。伊、洛皆為豫西之水,西周洛邑即因濱于洛水而得名,周人以洛邑為東都,史稱成周,故址在今洛陽市,此為古史常識。其二,《孟子·萬章上》云:“舜崩,三年之喪畢, 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史記·夏本紀》本之,《漢書·地理志》潁川郡之陽翟縣,班固自注云:“夏禹國”,臣瓚注引《世本》《汲郡古文》(《竹書紀年》)均言禹都陽城,是以漢陽翟縣為故陽城。漢代陽翟縣為今河南禹州市,“禹州”之得名,即因其地有大禹故都,今陽城縣故址歸屬與禹州市相鄰的登封市告成鎮。登封與洛陽相去不遠,登封為“禹都陽城”之所在,洛陽為“有夏之居”之所在,兩說相互映發,足見豫西嵩山之陽、伊洛之間為夏人故墟所在。
  
  1959年,徐旭生先生為了反駁疑古學派對堯、舜、禹歷史的抹殺,為夏代的存在尋求科學的證據,在豫西地區開展夏墟考古活動,其主要依據即“禹都陽城”的記載。徐旭生廣泛搜集并檢討了古書中與夏墟相關的記載,其中,他認為最重要的一條史料是始見于《孟子》的“禹都陽城”之說。徐旭生認為《鄭世家》《韓世家》《六國年表》均記載有韓文侯二年(前385)“韓伐鄭,取陽城”,即潁川陽城,說明這一陽城在戰國初年已經存在,比《孟子》和《竹書紀年》寫定的時間還要早,因此斷定這一位于嵩山之陽、今登封縣告成鎮的陽城即《孟子》等書所說的禹都陽城。著名的二里頭遺址,就是在這次考古活動中首次發現的。發現之初,徐旭生先生尚未斷定二里頭遺址為夏墟,后續的發掘活動,陸續發現了包括超大型中心都邑、區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的文化遺址群落和眾多的墓葬、隨葬工藝品,說明二里頭文化已經十分發達,初步具有了國家的形態。根據考古年代學的研究,考古學界斷定二里頭遺址在年代上屬于夏代中晚期,加上二里頭遺址所在的偃師正處洛陽和登封之間,恰與洛陽的“有夏之居”和登封的“禹都陽城”古史記載相呼應。因此,盡管考古學界還有種種爭議,二里頭遺址為夏都遺址的說法卻早已在學界和民間扎下了根。有貨真價實的考古遺址和出土文物作依據,豫西夏墟說越發成為顛撲不破的公論。
  
  一、高唐的陽城《孟子》“禹居陽城”之說,是徐旭生以及后來的學者斷定二里頭遺址為夏墟的主要依據之一。徐旭生認為《史記》中韓文侯二年(前385)伐鄭取陽城的記載,所言陽城即潁川陽城,為古書所見最早,因此斷定該鄭國陽城即為孟子所說禹所居之陽城。其實,徐旭生的考證并未窮盡源頭,潁川陽城之見于記載遠在《史記》之前!蹲髠鳌氛压哪辏ㄇ538),司馬侯對晉侯曰:“四岳、三涂、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預注“陽城”云:“在陽城縣東北。”即舊址在今河南登封市告成鎮的陽城縣。
  
  禹都潁川陽城說的來歷,沈長云先生《夏后氏居于古河濟之間考》一文曾有詳論。他指出,“禹都陽城”的說法,最早見于《竹書紀年》和《孟子》,但無論是《孟子》抑或是《竹書紀年》,對陽城的地望均無說。禹都陽城在潁川之說的始作俑者是東漢學者趙岐。“今天不少人信從禹都陽城在潁川的說法,查這種說法不見于較早的古籍,《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城下也沒有‘禹都'的字樣。東漢末年趙岐給《孟子》所作的注是有關這種說法的最早的記載。他這樣注釋的依據無從知曉……其后韋昭在給《國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作注時又提到禹居陽城在嵩山附近。他把崇山認作漢時的嵩高山,既然夏的興起是與崇山聯系在一起的,他因而想到了嵩高山下的陽城,說‘夏居陽城,崇高所近’。這樣,崇山、陽城這兩個與夏有關的地名似乎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了,這正是今日許多學者對潁川陽城說深信不疑的依據。其實,韋昭將《國語》崇山當作嵩高山是錯誤的。嵩高山即今河南嵩山,它的古名叫太室山、外方山,在先秦時代,尚未有人將太室或外方稱作嵩高山的,更不用說稱作崇山了。‘嵩高’一詞來源于《詩·大雅·嵩高》,本來是作形容詞用的,用來形容岳山(在雍州)的高峻貌的……后來漢武帝禮登太室山,易名太室為嵩高中岳,于是河南才始有了嵩高山的山名。這件史實,早已由顧頡剛、王玉哲諸先生揭發出來。”但沈先生據《世本》宋均注“(陽城)在大梁之南”,斷定禹都陽城在大梁(今開封)南,根據亦不充分。實際上,沈先生自己后來即放棄了大梁陽城之說。
  
  沈長云先生后來撰《禹都陽城即濮陽說》,指出古代以陽城為名之地有數處,除人們常提到的潁川陽城、澤州陽城、大梁以南的陽城之外,還有河南商水以東的楚之陽城、河南方城以東的秦所置陽城、《戰國策·燕策》提到的燕國南部之陽城、《戰國策·齊策》提到的衛之陽城、《水經·河水注》提到的今山東茌平縣附近的楊虛故城陽城。有鑒于大禹治水的傳說只能發生于易于遭受洪水災害的地區,他認為地處豫東的衛國,毗鄰黃河,正處黃河洪水要沖,歷史上常為洪水泛濫之地,故衛國陽城最有可能是傳說中的禹都陽城。“濮陽之稱作陽城,史有明證!稇饑·齊策四》記蘇秦勸齊閔王伐宋之說辭云:‘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此陽城,《史記·田齊世家》作‘陽地’,《集解》云:‘陽地,濮陽之地。’結合《國策》稱‘衛之陽城’一語,是陽城指戰國衛都濮陽已是十分明確的了。” 但沈先生此說根據并不充分!稇饑摺“陽城”,《史記》作“陽地”,意味著“陽城”很可能即為“陽地”之訛,而“陽地”則并非城名,可能是泛指一個地區的地名!妒酚洝吩摋l《正義》云:“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此時衛國土地主要在黃河以北,其原在黃河以南的土地已被齊、宋兩個鄰居蠶食殆盡,唯余都城濮陽。
  
  了解了這一背景,則知蘇秦勸齊閔王伐宋之意,蓋謂齊國只要占領了宋國,毗鄰宋國的衛國都城濮陽即成為齊國的囊中之物,其在黃河以北的土地也就觸手可及了。水北為陽,“衛之陽地”蓋指衛之河北之地,而并非指濮陽。衛都濮陽,濮陽為帝丘所在,屢見古書記載,但古書中從來沒有濮陽又名陽城之說。實際上,沈先生文中提到的最后一座陽城,即位于今山東茌平縣附近名為“陽城”的楊虛故城,歷來為考求夏墟者罕所留意,沈先生也未加深考,倒很可能是傳說中大禹所都的陽城。
  
  據《水經·河水注》,河水流經茌平縣之后,“又徑楊墟縣之故城東,俗猶謂是城曰陽城矣”,楊墟故城俗猶謂之陽城,可見陽城當為楊墟舊址,“楊虛”曾名“陽城”。古人為避洪水,往往在平地之上筑土丘而居,《禹貢》所言“降丘宅土”,說的就是洪水退去以后,人們走下土丘回到地面。古書所記黃河下游都邑尤多以“丘”為名者,顧頡剛先生在《說丘》一文中統計了《春秋》《左傳》二書所見春秋時以丘為名之地:“以宋為多,得十一;次齊,得十;又次魯,得七;又次衛,得六;又次晉,得四;又次曹與邾,皆得三;又次楚,得二;最少為莒與陳,皆得一?偣菜氖嗣,宋與齊都超過五分之一。”可見名丘之地主要見于齊、魯、宋、衛這幾個位于黃河下游地區的國家。魯西北考古發現的龍山時期古城遺址,多建于人工堆筑的土臺之上,即為古人丘居之見證。至今魯西北猶有很多以臺、堌堆為名的地名、村名,很多村莊的房屋為了避免被淹,均建于高出地面的土臺上,猶存古人丘居之遺風!墩f文》云:“虛,大丘也。”又云:“丘,土之高也。”“虛”通“丘”,虛、丘皆指筑城之基址,故“虛”亦通“城”,楊虛舊名“陽城”,表明其地實單名“陽”,“虛”“城”則為表其地形的通稱。這座位于高唐附近的“陽”城當即見于《春秋》的陽國之所在!洞呵铩烽h公二年(前660)正月,“齊人遷陽”,杜預注:“陽,國名。蓋齊人偪徙之。”陽之所在,杜預無說,蓋已不知其處。
  
  齊人遷陽,即吞并其地而驅逐其民,陽必為位于春秋時齊國邊境的古國!洞呵铩氛压辏ㄇ530)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云:“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經作“陽”,傳作“唐”,字可通。北燕即都于薊的燕國。此前昭公三年(前539),北燕伯因內亂而出奔于齊,至此齊人送其復國!洞呵铩范蓬A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杜預以陽或唐即西漢唐縣(今河北唐縣東北),并無他據,蓋因其名偶同而附會。此陽或唐,當為齊之邊邑,位于燕齊之間,《春秋》之所以不言納北燕伯于燕,而言納之于陽,實因陽為齊之邊邑,其地近燕,齊人護送北燕伯歸國,至陽而止,隨后由燕國前來迎接者護送其君回都!蹲髠鳌匪^“因其眾也”,即謂由眾人在陽邑將北燕伯迎回,文義本極清晰,杜預未悉,誤以陽或唐為燕邑,并附會于漢之唐縣。春秋時,燕在齊西北,兩國以黃河為界,齊人護送燕君歸國,必由齊國西境河上的津渡過河。
  
  春秋時,齊國西境濱河有高唐,高唐為齊邊境重鎮,燕君由齊渡河歸國,必由高唐!蹲髠鳌匪^“唐”,當即高唐,《春秋》稱之為“陽”,則陽即高唐,然則,高唐即陽城,亦即春秋初陽國所在,《水經·河水注》提到的楊虛故城或陽城就在高唐附近。戰國時齊國有地曰城陽,在今沂南縣南,或認為閔公二年(前660)齊人所遷之陽即此城陽!稘h書·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應劭注云:“齊人遷陽,故陽國是。”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齊穆陵辨》云:“齊人遷陽,今沂水縣南有陽都城。”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亦從其說,譚其驤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春秋圖中即標“陽”國于此!稇饑·齊策六》謂樂毅侵齊,齊閔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即此沂水縣城陽,可見,“城陽”的地名在戰國時已存在。實際上,城陽之得名,當因其位于齊長城之陽,“陽都縣”則因“城陽”而來,其名義及其得名之由,均與陽國無關,故其地必非陽國之所在。陽國不在沂南,《左傳》關于東陽城的記載可為佐證!蹲髠鳌废骞辏ㄇ571),齊侯召萊子,萊子不至,“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城位于齊與萊的邊界(在今臨朐縣東),在齊國東部,故謂之“東陽”。有“東陽”則必先有“西陽”,“西陽”當在齊國西境,當即高唐的陽城。至于沂南之城陽卻在臨朐的東陽正南,不在齊國西境,故知陽國必非城陽。
  
  綜上所述,足證陽城為春秋齊國古城,原為古陽國所在,魯閔公二年(前660)為齊吞并。“陽”“唐”字通,故陽又名唐,即后來的高唐城。位于高唐、茌平間的這一春秋陽城,不僅見諸記載遠遠早于潁川陽城,且就地理而言,高唐陽城地處黃河下游,正為兗州洪水之咽喉、治水之要害。而潁川陽城則在嵩山之陽,不僅地勢高亢, 而且與黃河之間隔有嵩山,非黃河洪水所能波及,顯然不是洪水泛濫之地。大禹為傳說中的治水圣王,大禹傳說的發生地,以及傳說中大禹的誕生地和定都地,必在洪水泛濫之域。明白了這個道理,則不難認識到,高唐所在的黃河下游較之潁川所在的嵩山之陽,更有可能是大禹治水傳說的發生地,因此傳說中大禹的都城,當是高唐的陽城而非潁川的陽城?傊,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地理上,抑或從文化記憶上,高唐陽城更有資格成為傳說中禹之所都。況且,禹居陽城的傳說最初出自孟子,孟子為鄒人,經常奔走于齊、魯之間,高唐、茌平間正為齊、魯交通所必由,必為孟子足跡所經、聞見所至,當地歷史傳說當為其所耳熟能詳,他所說的陽城,自然更有可能是高唐的陽城,而不會是嵩山之陽的陽城。
  
  二、陽城與夏墟《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作“唐”,《說文》云:“啺,古文唐。”甲骨文商湯之名均作“唐”,可見古書中“陽”“唐”字通。“啺”“陽”均由“昜”得聲,“湯”亦由“昜”得聲,則“唐”“陽”音同,故古書中“陽”“唐”二字?赏ㄓ,《春秋》作“陽”而《左傳》作“唐”即其例。
  
  “陽”可通“唐”,則“陽城”可寫作“唐城”,“陽國”可寫作“唐國”,這自然讓我們聯想到叔虞封唐的史事!蹲髠鳌氛压辏ㄇ541)載子產之言,談到晉國祖先叔虞封于唐地的掌故說: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
  
  高辛氏的兩個兒子閼伯和實沈兄弟相爭,高辛氏命他們分居兩地,閼伯居于商丘,是為商人的祖先,實沈居于大夏,是為唐人的祖先。周公東征,滅了唐國,將唐國作為叔虞的封地,叔虞是晉國的祖先。
  
  《左傳》定公四年(前506)載衛國大夫祝佗之言,追述周成王時周公封建伯禽、康叔、唐叔的掌故,其述晉祖叔虞受封情況云: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因為叔虞封于唐國故地,故稱之為唐叔,祝佗謂唐叔“封于夏墟”,可見,周成王所滅的唐國原為夏人故墟之所在。
  
  《孟子》說禹居于陽城,而《左傳》以唐國為夏墟,“唐”“陽”字通,夏為禹的后裔,然則禹居于陽城與唐為夏墟,兩說雖異,實殊途同歸,禹居于陽城的傳說,當即緣于唐為夏墟的歷史記憶。
  
  《左傳》說叔虞封于唐,唐為夏墟,而晉國居河東(今山西。,世人皆知,故前人均以晉國所在的河東為唐和夏墟所在!妒酚·晉世家》云:“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貨殖列傳》亦云:“昔唐人都河東。”《漢書·地理志》所記太原郡晉陽縣,班固自注云:“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以《詩經·唐風》為晉地歌詩。鄭玄《詩譜·唐譜》亦云:“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后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諸如此類的說法,皆緣《左傳》叔虞封唐之說而發。因為有這些記載在前,故直到今天,河東為唐國故地和夏墟所在,早已成為定論,鮮有質疑者。其實前人皆忽視了一個重要史實,即河東晉地并非叔虞初封之地,叔虞所封之唐,不在河東,而在魯西。
  
  如果唐確在河東,那么唐作為晉人始封之地,必為晉人宗廟所在,縱使晉人后來遷都他方,唐作為晉人宗祀所在,必有故墟存在,晉人當對之必定是念念不忘、奉祀不輟,而不至于令其蕩然無存、湮滅無聞。然而,以《春秋》《左傳》記晉事之詳、載地名之繁,卻通篇不見河東有名“唐”之地!洞呵铩泛汀蹲髠鳌匪d“唐”地,凡有四處。其一在成周,《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前519),“尹辛敗劉師于唐”,杜注:“唐,周地。”此唐在洛陽周王城附近。其二在楚地,《左傳》定公五年(前505)秋七月,楚人子期、子蒲滅唐,宣公十二年(前597)傳:“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杜注:“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在今湖北隨州市西北唐縣鎮。其三在魯西,《春秋》隱公二年(前721):“公及戎盟于唐。”杜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在今山東魚臺縣!洞呵铩坊腹辏ㄇ710):“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亦即此唐。其四在齊,即上文提到的高唐,《春秋》昭公十二年(前530)春稱之為“陽”,《左傳》謂之“唐”。四處名“唐”之地,無一在晉,這意味著叔虞所封之唐,當在河東之外尋求。
  
  春秋時期這四處名“唐”之地,周王城附近的唐和楚地的唐,顯然不會是叔虞所封的唐。周初分封,齊國之境“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則黃河以東,皆屬齊封,高唐的陽國直到昭公十二年(前530)才被齊國所滅,高唐顯然亦非叔虞之封所在。那么,叔虞所封的唐,很可能是在今魚臺縣的魯西之唐。
  
  河東地區不僅不見名“唐”之地,古書中所記夏代史事,也罕見與河東地區有關者,而大多是發生在東方河、濟之間,古書所記與夏人有關的部族、方國,也大都是東方民族,王國維、顧頡剛、楊向奎、沈長云等學者有鑒于此,均對夏居河東的傳統認識提出質疑。筆者在《三星在天:夏墟地理與傳說考辨》一文中詳細考證了唐國后裔唐杜氏及其支系晉國范氏的世系、遷徙的歷史和參星崇拜傳統,證明魯西的唐才是成王所滅、叔虞所封的唐,也才是夏墟或傳說中的“參虛”所在,唐國和夏墟不在河東,而在魯西!督癖局駮o年》有康王九年“唐遷于晉”的記載,西周初期銅器堯公簋銘文云“王命唐伯侯于晉”,證明唐國遷晉并改封號為晉,歷史上確有其事,晉的初封不在河東。前人因不了解唐遷于晉的歷史,故誤以晉之所在即唐國故地,從而導致夏墟考古和夏史重建一直誤入歧途而不知返。
  
  禹為夏祖,夏為禹后,禹的都城自然也就是夏墟所在,《三星在天:夏墟地理與傳說考辨》一文既然以在今魚臺縣的唐為叔虞所封、夏墟所在,這里卻又以高唐的陽城為傳說中的禹的都城,豈不是自相矛盾?實際上,上古時期的民族、方國,都是小國寡民,故時常遷徙,不恒厥居,直到商代,還時常遷都!妒酚·殷本紀》有“自契至湯八遷”之說,正因為商人屢遷,故留下了多處名為“亳”的地名,因有南亳、北亳、西亳之別。夏在商前,其國家規模當更小于殷商,遷都徙居當更是稀松平常之事。明乎此,則知高唐的陽城、魚臺的唐邑雖非一地,但不妨其均為夏人所曾徙居,正像商人徙居留下數處名“亳”之地,夏人徙居也留下了數處名“陽”或“唐”之地。實際上,據《左傳》記載,春秋時齊魯間除高唐的陽和魚臺的唐之外,還有兩處名“陽”之地。其一曰“陽州”,《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前542):“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定公八年(前502):“公侵齊,門于陽州。”所言均為同一陽州,《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前517)杜注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其地在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其二曰“陽谷”,更是屢屢見于《春秋》《左傳》,為臨近魯國的齊邑,齊侯經常在陽谷召集諸侯舉行會盟,《國語·齊語》稱齊桓公“大朝諸侯于陽谷”,《春秋》僖公三年(前657):“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谷。”春秋陽谷在今山東平陰縣西南,與陽州相去甚今,與今陽谷縣相去亦不遠,今陽谷縣即源于春秋陽谷。
  
  僅由《春秋》《左傳》所記,可知在泰山以西,北到高唐、南到魚臺約四百里范圍之內,即有四處以“陽(唐)”為名之地,各地之間相去僅百里左右。地名與族名密不可分,地名隨族而遷,分布在不同地方的相同地名往往反映了一個族群遷徙的足跡。上古時期土地空曠,到處都有無主之地,加之交通條件的限制,故若非發生重大變故,古人遷徙的距離往往不會太遠,因此,在相鄰地區出現的相同地名,很有可能都是某個特定的族群留下的印記。上古時期,洪災是導致古人遷徙的重要原因,洪水毀壞城邑,淹沒家園,人們只好離開故土,重建家園,商人之所以屢屢遷都,就是因其居于黃河下游常遭洪災所致。高唐、陽州、陽谷、唐幾個地方,地處泰山西麓今高唐、陽谷、魚臺一帶,其地位于河、濟下游,正是古代黃河洪災危害最為嚴重的地區,洪災事件史不絕書,這些地名當即陽國或唐國一族受洪水影響而歷次徙居所留下的印記。正因為該族居于黃河下游,深受洪災影響,因此形成關于洪水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表達于故事、流傳于口頭,就是大禹治水的傳說,而這個族群因崇拜治水英雄大禹,故自居為大禹之后,也就是所謂夏人。
  
  該族既然屢屢以“陽”或“唐”名其國,“陽”或“唐”當是該族的自稱,至于“夏”,則可能是同時代人或后代之人對該族的他稱。正如商人以“亳”“商丘”命名都邑,表明“商”“亳”為商人的自稱,盡管古書中常稱商為“殷”,但商人從來沒有自稱為“殷”,“殷”只是周人滅商后對商人的稱呼,所謂“殷墟”,則是后人對商人故墟的命名。明乎此理,則知所謂“夏墟”,顯然也并非夏人都邑的固有之名,夏人只以“陽”或“唐”名其國,夏人亡國之后,后人才將其故地命名為“夏墟”。
  
  三、夏鯀作城那么,夏人以“陽”或“唐”自名其國,又有何意味和來歷呢?上古時期的地名,原本多非專名,而往往是源于表示地理特征的名詞。古人卜地而居,其生產生活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積累了豐富的關于地形、地貌的知識,并因此形成了眾多表示不同地形、地貌的名詞!稜栄拧返摹夺尩亍贰夺屒稹贰夺屔健贰夺屗分T篇即記錄了大量此類地理名詞。如《釋丘》云:“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三成為崐崘丘。”《釋山》云:“小山,岌。大山,峘。屬者嶧。獨者蜀。”敦丘、陶丘、融丘、昆侖丘以及峘山、嶧山、蜀山等皆為地形名詞,后來都轉變為指稱特定地方的專名,即地名。“陽”“唐”作為地名或國名,最初很可能也是源于表示特定地形的地理名詞,而其作為地理名詞的含義,則蘊含了以之為國名的夏人對其所處地理環境的認知和記憶。
  
  《說文》云:“陽,高明也。”《釋名·釋丘》云:“銳上曰融丘。融,明也;明,陽也……丘高曰陽丘,體高近陽也。”可見“陽”本義謂高而明朗,陽丘即高丘!墩f文》云:“虛,大丘也。”丘、虛義通,故“陽虛”亦即“陽丘”,“陽虛”本義當指高丘。至于“唐”字,《說文》云:“塘,隄也。”又云:“隄,唐也。” “唐”與“隄”同義,“唐”即“塘”的本字,則“高唐”本義當即指為高堤環繞或建于高丘之山的城市。“唐”“陽”通,“陽”為高丘(虛),則所謂“高唐”亦即“陽虛”,“陽”為其本名,“高唐”當為后起之名,在“唐”前冠以“高”字以強調“陽”為高丘之義。陽國、高唐之得名,當源于其為居于高丘之上的城邑。
  
  《禹貢》謂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兗州地處黃河下游的九河之沖,地勢低下,水患頻發,百姓為避洪水,不得不筑丘而居,只有在九河既道、洪水退去之后,百姓方得以“降丘宅土”,從高丘下到平原。魯西平原的眾多古丘遺跡以及眾多以堌堆、臺等為名的地名和村名,就是先民們為避洪水筑丘而居的遺跡。從1950年代末開始,考古學者和文物部門對魯西地區的堌堆遺址開展了長期的調查和發掘。據統計,截止2000年以前,在魯西南地區已發現156處堌堆遺址,這些遺址均為平原上突兀而起的土丘,其中有大汶口文化遺存者8處,龍山文化80處,岳石文化24處,商代107處,西周21處?梢,魯西堌堆遺址開始于大汶口文化,鼎盛于龍山文化至商代,周代開始衰落,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廢棄,從大汶口至商周之際的漫長歲月里,這些土丘上一直就是人類聚落所在。這意味著在龍山至商周之際這段時期,魯西平原肯定洪水頻發,當地居民不得不筑丘而居以避洪水,進入西周以后,洪水災害開始減少,洪水退去,民眾方“降丘宅土”,從高丘下到平地居住?梢,堌堆考古所反映的魯西洪水的地域和年代足以與《禹貢》記述的兗州洪水和大禹治水傳說的地域和年代相呼應。“高唐”“陽城”等地名之得名,當與居住于河、濟之間的兗州先民為避洪水筑丘而居的習俗有關。
  
  傳說造城技術為禹的父親鯀所發明!秴问洗呵·君守》云:“夏鯀作城。”《世本·作篇》亦云:“(鯀)作城郭。”(《禮記·祭法》正義引)《淮南子·原道訓》云:“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可見,在古人的觀念中,鯀是城市建設的祖師爺。古書所謂“城”,指城郭,即圍繞都邑的城墻。在神話中,鯀的主要事跡是與禹前赴后繼治理洪水,古人把造城之功歸于鯀,耐人尋味,這自然是因為古代城郭的主要作用即為防洪,古人筑城而居,正與其筑丘而處一樣,均為洪水所迫!逗冉洝吩疲“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尚書·洪范》云:“鯀堙洪水。”《國語·魯語》云:“鯀鄣洪水而殛死。”鯀筑城與鯀堙洪水,實為一事之兩面。筑城即為堙洪水,堙洪水則必筑城,城郭亦即堤防,鯀是堤防的發明者,因此也自然成為城郭的祖師爺,鯀可視為后世城隍神的前身!豆茏·輕重戊》云:“夏人之王,外鑿二十,韘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筑,而天下化之。”即將疏浚洪水與城郭的發明一并歸功于夏人。
  
  古書中提到鯀堙洪水,往往將他與禹治水對立起來,謂鯀以堙塞之術治水,不懂疏導之理,益發加深了洪災之禍,故受到舜的懲罰,而禹吸取鯀的教訓,易其父的堙塞之術為疏導之法,治水大業方告厥成功。實際上,在最早的神話傳說中,鯀、禹父子的治水辦法并無二致,用的都是堙填的辦法,《山海經·海內經》云:“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布土就是在洪水中填土筑造高丘!逗冉洝酚衷疲“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鯀被上帝治罪,不是因為他不懂疏導之理,一味布土堙塞洪水,而是因為他未經允許盜竊了上帝的寶物息壤。鯀、禹布土定九州,《說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周繞其旁,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或曰九州。”州的本義即謂水中的高地,“州”的甲骨文即象流水環繞土丘之形,九州其實就是九座水中的土丘,“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本義不過是說鯀、禹在滔天的洪水中造出九座高丘,讓百姓居于其上以避洪水!渡胶=洝穼τ碓炀胖莸臉I績有富于神話色彩的寫照,《大荒北經》云:“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環,食于九土。其所歍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群帝因是以為臺。在昆侖之北。”《海外北經》云:“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為澤溪。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谷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臺。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相繇或相柳是一條人面蛇身的九頭巨蛇,它以土地為食物,大禹造的九州之土皆被它吞噬,凡其盤踞、蹂躪之地,皆變成藪澤。相繇顯然就是洪水的象征,禹殺相繇,就是治理洪水,他治理洪水的辦法,無非是在淵澤中掘土筑造丘臺,經過再三努力,方始大功告成,禹筑造了九座高臺,這九座高臺也就是九州?梢,鯀、禹父子前赴后繼,從事的是同一種事業,即在洪水之中建造土丘以避洪水之害,《楚辭·天問》云:“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可能就是據《山海經》關于鯀、禹相繼布土定九州的記載而發,“纂就前緒,遂成考公”,說明《天問》的作者很清楚禹和鯀的所作所為并無不同,治水之法一脈相承。
  
  “唐”“陽”本義相通,皆謂筑丘而居,鯀和禹所為相同,都是筑丘避水,然則所謂“鯀作城”之說與“禹居陽城”之說,實為一事之異傳,字面雖異,其義無別,均取義于古人為避洪水筑臺而居的傳統。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經》所記載的禹殺相柳、筑臺避水的神話,正是發生于高唐、陽城所在的黃河下游地區。禹殺相柳的神話,見于《大荒北經》和《海外北經》!洞蠡慕洝泛汀逗M饨洝穬烧叨际“看圖說話”,其文本是對一幅地圖中畫面內容的記述和解說,兩者內容高度重合,說明這兩幅地圖所反映的地理景觀和地域范圍也差不多。筆者在《四海之內:〈大荒經〉地域考》一文中說明,《大荒經》版圖所反映的地域范圍實與山東版圖相表里!洞蠡慕洝匪拿姝h海,反映的正是上古時期山東地區的地理狀況,山東半島北、東、南三方都有海,即《大荒經》版圖中的北海、東海、南海,山東西方雖無海,但山東西部地處黃河下游洪水泛濫之區,自古就有分布著眾多湖泊沼澤,其中最著名的為大野澤,《大荒經》版圖中的西海即魯西的大野澤!洞蠡谋苯洝酚涊d了“河、濟所入”的北海、姜姓的“北齊之國”、“釐姓”的大人之國,“河、濟所入”指魯北博興附近的黃河、濟水(今小清河)入?,姜姓的“北齊之國”當然就是臨淄的齊國,而“釐姓”亦即萊姓,萊姓的大人之國指膠東半島北部身材高大的萊夷。諸如此類的記載,均足以表明《大荒北經》所記為山東北部、渤海之濱的地理。禹殺相繇的場景見于《大荒北經》,在“河、濟所入”以西,意味著這個神話的發生地即在魯西北的黃河下游,而相繇“所歍所尼,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云云,反映的實為魯西北黃河三角洲地帶洪水泛濫、藪澤廣布的地理狀況。
  
  西周實行封建制,封建同姓親戚以蕃屏周王朝,而《大荒經》記載了眾多的方國族姓,這些族姓大都不見于周代,《大荒經》反映的這種族姓眾多、方國林立的情況只能見于西周之前,意味著《大荒經》古圖當出自商人之手,反映的是商代的地理、歷史狀況!洞蠡慕洝酚涊d的四方風和四方神,已出現于殷墟卜辭之中,更足以表明《大荒經》版圖保存了商代的文化記憶!洞蠡慕洝匪d鯀、禹布土定九州、禹殺相柳湮洪水的故事,也當是商人的神話。這說明,早在商代,在魯西北黃河下游三角洲地區,就已經出現了鯀、禹布土治水的傳說,而這個傳說所反映的不過是魯西北地區的先民們為了逃避洪水災害而筑丘以居的傳統。
  
  1990年代,考古學者在魯西北地區發掘了十多處龍山時期的城邑遺址,其分布大致環繞泰山西北麓,西南至大野澤畔的梁山、鄆城縣,西北至高唐、禹城縣,東北至濟陽、章丘,大致相當于《禹貢》所謂“濟、河惟兗州”。張學海先生根據這些古城遺址的分布,將它們劃分為陽谷-梁山聚落群、茌平-東阿聚落群、禹城-濟陽聚落群三組,每個聚落群都包括一個中心大型城址和多個中、小型城址。這些古城大都建造于高出地面的天然形成或人工堆積的臺城之上,四周則環繞夯土城墻,如其中規模最大的陽谷縣景陽岡古城,即建于景陽岡之上,四面環繞城墻,長約1150米,寬300—400米,總面積約35萬平方米,城內還發現大、小臺基遺址兩座,大臺基面積9萬多平方米,小臺基面積1萬平方米以上,兩座臺基是利用原自然土丘對其頂部及周邊修鑿而成,原本當系宮殿建筑或宗教建筑之所在。這些龍山古城址均距今黃河甚近,在古代亦當去黃河不遠,當時必多水患,因此,古城大都建于高出地面數米的土丘上,四周環繞夯土城墻,其防洪功能一目了然。魯西北地區這些龍山古城址的發現,說明在相當于傳說中夏朝時期的龍山時期,這一帶的文明已經高度發達,社會已經出現明顯的分化,已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的原始城市,以這些城市為中心,可能已出現由多個城邑部落聯合而成的方國,夏的傳說可能就是這一文化的反映。
  
  這些在泰山以西、河濟之間發現的龍山時期古城,大都位于古黃河河道沿線,建于天然或人工堆積的土丘之上,正為傳說中鯀、禹筑丘以堙洪水的造城技術之見證,為此地可能為夏墟所在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魯西北地區這十多處龍山文化古城中最大的一座景陽岡遺址,尤其值得注意。景陽岡位于陽谷縣,如上所述,“陽谷”的地名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它和“陽國”“陽州”“唐”“高唐”等一系列與“陽”或“唐”有關的地名,可能就是上古時期夏人曾經居住的地方。景陽岡因為是《水滸傳》中梁山好漢武松打虎故事的發生地而聞名于世,殊不知,景陽岡有著較之武松打虎更為久遠和輝煌的歷史,它可能曾是夏人建都之地,位于陽谷景陽岡之上的那座龍山時期古城,可能就是考古學者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夏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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